【首案说法】“直播打赏”之平台权益保护篇（一）-亚博188网站

编者按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已于2021年1月1日起施行，作为新中国第一部以“法典”命名的法律，民法典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，被誉为“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”。民法典聚焦现实社会的热点、难点，内容丰富鲜活，每一个条文都关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和我们每个人的衣食住行，规范了各类民事主体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，从基本原则到具体法条、从公民权利到市场经济、从私人生活到人格权利、从出生到死亡，民法典影响着我们每个人的生活。

为了让读者进一步了解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的新变化，我们特地开设了【首案说法】栏目，邀请到北京京师（合肥）律师事务所主任朱政律师。他将结合民法典并以各地刚刚审判的第一案为例，为大家进行细致地解读。

一、案件回顾

2019年11月，主播胡某加入甲公司从事直播工作。入职时，胡某应公司要求填写《入职表》、录入了指纹，并加入甲公司的主播微信群。在该微信群中，甲公司经常发布会议通知、考勤管理、工作安排等事项。后，胡某与甲公司签订《艺人独家经纪合同》，约定胡某从事主播工作，月保底工资4000元，月收入超过保底工资的，则根据月直播收入的60%计算月工资数额。该合同还约定胡某保证每月应≥25天的有效直播天数，每月直播时长不低于120小时。自2019年12月起，甲公司每月向胡某发放工资。2020年3月，胡某认为公司无故降低了她2020年2月份的提成比例，在与甲公司交涉未果后，她便不在甲公司的平台进行直播。

2020年10月，胡某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，请求裁决：一、确认双方自2019年11月14日至2020年3月19日存在劳动关系；二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2020年少发工资；三、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赔偿金59000余元。仲裁委经审理后裁决：一、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，二、甲公司一次性支付胡某2020年少发工资等共计17000余元。

双方均不服仲裁裁决，向法院提起诉讼。法院经审理后认为：胡某的职业系网络主播，虽然直播内容由其自行确定，但其工作时间、直播时长都受甲公司的管理，胡某也需要遵守甲公司上班考勤制度及相关工作安排，而且甲公司定期向胡某支付劳动报酬，符合劳动关系特征，故依法判决认定了双方存在劳动关系。

二、法律解读

随着互联网经济的飞速发展，网络直播平台成为社会新宠，近年来直播平台数量猛增，社会资本纷纷涌入。但是在产业飞速发展的同时，网络直播也面临着较多的法律问题，由网络直播衍生的民事侵权、合同纠纷甚至刑事案件数量逐年增高。为此，笔者曾撰写《“直播打赏”之未成年人保护篇》《“直播打赏”之夫妻共同财产保护篇》《“直播打赏”之主播权益保护篇》等文章，详细阐述了网络直播特别是“直播打赏”领域涉及的法律风险。

直播平台作为网络直播必须依附的“根基”，虽然相较于主播，平台在法律、技术、资本等领域都拥有更大的优势，但是，现实中不少直播平台忽视风险，在主播管理、制度合规、风险控制等领域均存在着较大的缺陷，面临极大的法律风险。

主播是平台的最重要资源，关乎平台的流量根基，是平台的宝贵“资产”。如何处理好与主播之间的关系？对平台而言十分重要！笔者检索裁判文书网发现，此前的该类案件，主要有两类裁判思路：一类是认定主播与直播平台存在劳动关系，适用《劳动法》《劳动合同法》等法律进行调整，这类法律一般着重对劳动者进行保护，判决结果大多对主播较为有利。另一类是认定为合同关系，主要适用《民法典》及相关法律法规，更倾向于保护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自治和契约自由，由于相关合同均为平台所主导与草拟，故判决结果一般对平台更有利。

对于平台而言，与主播之间选择何种法律关系，其法律后果可能会“天壤之别”。对于劳动合同关系，由于在平台和主播之间存在隶属关系，主播需要遵从平台的规章制度，对直播违规行为，平台可以根据内部规定扣除其奖金或者绩效工资，更方便平台进行管理。但同时，对主播在工作中自身以及给他人造成的损害，例如主播受伤、售卖“假货”、虚假宣传等等，平台依法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。我国《民法典》第一千一百九十一条规定，“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，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。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后，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追偿”。同时，基于劳动合同关系，平台应当为主播缴纳社保、提供休息休假时间，并按约支付劳动报酬，还应当依法给予女主播怀孕、生产以及哺乳期间相应的带薪假期。

若平台选择与主播签订的合同具有合作、经纪、中介等法律性质，虽然可以规避上述劳动用工的风险，但是也会由于缺少一定的管理权限，平台对主播无法进行有效地监管和调配。对主播兼职和跳槽、违规直播、“打赏”分成等问题，平台与主播甚至mcn机构之间，均需要签署更为详细的协议，以确保各方的合法利益。

三、律师提醒

在流量为王的年代，自带大流量的主播往往是各大平台追捧的对象。对平台而言，无论其与主播采用何种模式，竞业限制和保密条款必然是合同中的必备内容。在不同的法律关系中，竞业限制条款的效力也不尽相同。若平台与主播签署的是具有劳动关系的合同时，应当严格遵守劳动法的约定，只能与高级管理人员、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签署，竞业限制的时间也不能超过两年；同时，应约定竞业限制的范围、地域等，平台还应支付相应的经济补偿金。对保守商业秘密条款，也应明晰商业秘密的具体范围，避免相关条款被认定为无效。

若平台与主播之间采用合作合同、中介合同、经纪合同等形式进行合作的，要明确相关合同条款的内容，避免平台与主播之间形成“管理与被管理”的法律关系，进而被认定为劳动关系。虽然目前司法实践中的主流观点对主播与平台之间涉及的“非劳动合同法律关系”能否适用竞业限制条款持开放态度，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，笔者仍然提醒平台注意在签订相关协议时，特别是涉及高额违约金的条款时，应当在签订合同前向主播进行充分释明，必要时可以采取现场录音录像等技术手段，规避“格式合同无效”的法律风险。对平台的带宽成本、广告投入、平台建设等资金投入，特别是为主播专门定制并支付的培训费等，一定要定期留痕，对主播违约跳槽给平台带来的实际损失，要及时进行证据保全，防止恶意违约的主播以“违约金过分高于损失”为由请求法院或仲裁机构对违约金进行酌减。

作者简介：朱政，执业律师，北京京师（合肥）律师事务所主任，国家高级经济师。现任安徽省律师协会常务理事、纪律委员会常务副主任，最高人民检察院和省级人民检察院民事、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咨询专家，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公司法专业委员会委员，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、安徽省司法厅确定的安徽律师调解员，安徽省商会调解员，安徽省《民法典》讲师团成员。